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国家进行领土扩张的战争目的是获取生存空间，获取生存空间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生存资源，古代社会里，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随着国际金融体制和贸易体制逐步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形成之中，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变得可以剥离，通过有保障的公平贸易，无需进行战争扩张，同样可以获得生存资源。另外，由于节制人口生育的科学技术已经出现，人口的无限增长不再不可控制。所以，应该说困扰日本的千年难题和导致日本千年扩张的根源已经基本消除。但根源的消除不等于从根源中派生而来的千年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文化习性和行为方式很快会消除，不等于作为一种历史的惯性不会影响当代日本同邻国的交往。

　　日本对中国的三种态度——称臣、对等、欺凌

　　除了强悍的蒙古统一中原时期外，以及朝鲜李氏王朝主动肃清对马岛倭寇据点外，历史上的日本一直对中国为主的大陆取主动进攻的姿态。而亚洲大陆的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一直取守势。日本借助地理上的天然优势，想来就来，想回就回。由于汉族执掌中原政权时，一味息事宁人，缺乏汉武帝时代主动出击匈奴的魄力，也可能鉴于元朝两次征伐日本的惨败，从未给予日本的嚣张以主动打击。这种历史性的迁就导致了日本对中国历史性的蔑视。尤其在明代，对中国想和就和，想打就打，想贸易就贸易，想抢劫就抢劫，中国则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而中国长期的迁就也使日本养成了长期骄横无理和在内心蔑视中国的习惯。

　　中日交往在历史上前后分为三种性质，大约从汉桓帝至隋代期间，是日本向中原朝贡和请求册封的性质，那时日本刚刚摆脱茹毛饮血，尚待开化，对中国甘愿称臣。日本推古天皇15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递交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第二次使隋时又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要求对等交流，同中国平起平坐。日本对中国“不买账”由此而起，以后日本便同唐朝、元朝对抗，甚至为拒绝臣纳贡不惜同忽必烈对抗。其实忽必烈很有洞察力，从日本与唐朝争夺朝鲜的主导权和不愿回到臣属关系就判断出日本不是省油的灯，迟早会给亚洲大陆带来祸害。与其让其做大，不如先发制人，及早解决之。

　　果然到了明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经济、文化、思想、宗教、建筑。戏剧、绘画、茶道等文明成果已具规模，加上长期内战所积累的丰富战争经验，便一反长期臣服和对等交流态度，毫不犹豫地产生要鲸吞中国、朝鲜，做亚洲大陆甚至世界“领导者”想法和行动。近代自“明治维新”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化转型领先的日本就一直自视其高，并毫无顾忌地以武力向亚洲大陆扩张。

　　日本历史上对中国交往的几个特征

　　借助中国的强势为本土争斗增加砝码，这是日本尚未统一时的做法，比如邪马台女王遣使朝贡魏国，是为了在国内增强政治势力。日本大和朝廷为了在朝鲜同高句丽、新罗、百济周旋中，保住任那这块地盘而与中国通好并引入佛教。这是借助中国在朝鲜进行扩张。

　　国力衰微、或实力不济时则对外和平相处。一旦国内统一，势力增强，则毫不犹豫持进行暴力扩张。

　　在暴力扩张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顾忌和道义上的障碍。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的信，与田中奏折在语言和措辞方面赤裸裸的成都相差无几。丰臣秀吉和东条英机可谓貌离而神合。

　　吃硬不吃软是日本的个性。同日本打交道必须实力特别强大，而且强大的势力必须得到验证，它才会同你“友好”、和平相处。如果将它的实力彻底摧毁，它甚至还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盟友。如果实力不够强大，或者实力得不到验证，日本也是敢于向你挑战的，比如对唐朝和明朝，以及对沙皇俄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

　　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交往过程中，有个奇特的现象，经常在邦交恶化的情况下，贸易往来仍在继续。比如元代忽必烈征日失败后，两国帮教尚未恢复，民间贸易却从未中断。明代倭寇猖獗，两国贸易的欲望仍未熄灭。只要倭寇稍止，两国邦交虽然脆弱，但贸易仍可持续。这和当今“政冷经暖”有点相似。这也表明，经济贸易来往是两国邦交正常与和平相处的重要基础之一。

　　因为历史上的日本是标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国家，因而特别崇拜武力，重视军事力量。由于历史上长期内战分裂，和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崇尚和迷信武力有着久远的传统。日本的工业化起步并非走的是西方商业化的路子，而是从全力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开始的。日本的现代化是以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作为前导的。因此，中国要想同日本长期和平共处，必须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绝对的优势。

　　从历史上看，中国军事力量保持绝对优势，并不威胁到日本的安全，而日本一旦军事上处于优势，马上就会危及中国的安全，甚至日本对中国不具有太大的军事优势，也会挑战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是中日和平相处的重要基础，是保证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先决条件。

　　中日关系的长期历史已经凸现了某种规律：中日“友好”、或和平相处须以白江村海战、露梁海海战、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先决条件。这是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长期战略不能忽视的关键，换而言之，没有国防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就很难同日本打交道。

　　古代日本并不存在海上生命线问题，由于地理的原因，中国即使具备强大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也几乎不能构成对日本本土的威胁，因而日本可以肆无忌惮，进退自如地挑战中国。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徒然暴露了日本本土的海上生命线的弱点，并将这一弱点送到了中国跟前，对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威慑就是对日本本土的威慑，可以预见，台湾海峡将是中日长期争夺的战略要点。与古代相比，中国强大的国防力量可以极小的成本制约日本，这是时代赋于中国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就像古代赋于日本地缘政治上优势一样。中国岂能在国防军事上不作为而将这一优势拱手相让？并反而受制于人？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具备随时按住日本的“七寸“的能力，它才会规规矩矩同你打交道。

　　日本对中国的“历史情结”

　　中国和日本除了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外，比起其它国家来，还多了一层心理冲突和情感冲突。这一特殊的矛盾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因地理的因素，狭小的日本列岛内部，始终存在向大陆扩张其生存空间和挑战中国的欲望和冲动，并伴随日本岛内的统一和分裂、强盛和衰落，时起时伏千年不熄。日本的遣唐使虽被人一厢情愿地看成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历史佳话，但从日本长期向亚洲扩张的历史行为看，同时具有向中国学习，以便超越中国战胜中国，绝非单纯为友谊而来。

　　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即使主观上丝毫不想威胁日本，中国的存在就是日本的不舒服。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存在，日本更感到特别的别扭。这或许就是日本对中国长期的“历史情结”。日本天然的扩张欲望决定了历史上中日交往敌意胜于友好，冲突多于合作。中日关系的这一历史性质，可以说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以50年对中国丧心病狂的侵略的惨败，本土被美国占领，国家军事机器被摧毁才换来20年和中国友好相处，现在借助美国国力得到恢复，又开始挑衅中国，“一阔脸就变”的历史习性无根本之变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崛起势头，日本感到类似晚清和抗战前中国处于内乱的历史机遇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巨人即将历史性地崛起，幷有极大可能成为东亚地区无可匹敌的领袖国家。而自己除了经济上的大国地位外，外交、军事仍在美国的羽翼下蝇营狗苟，且有可能沦为亚洲的二等国家，内心日益感到不安，甚至恐惧。日本的“历史情结”被再次激活了。

　　面对日本这种“历史情结”，一味容忍、宽恕、友谊、退让对中国来说恐怕不是善策，也不可能带来长久安宁。所谓的“以德报怨”对居心叵测的怀有宿怨邻国而言，只是示弱的表现，只有姑息养奸的效果。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德报怨”是对儒家处世原则的严重歪曲，《论语 宪问》云：“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可见孔子不主张以德报怨，而是主张以公正为原则对待别人的各种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怨恨。考察整个中日关系史，可以说“以德报怨”是极其不明智的，中日关系史是一部“以德报怨”的失败史。

来源：光明网

非洲黑人伴随西方殖民军队来华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殖民者叩关而来，许多非洲黑人也来到了中国。这些黑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被贩卖而来的黑奴，二是在殖民者的迷惑下，出于宗教热情来华进行冒险活动的黑人。他们在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军队中当兵，成为了殖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1622年，在葡荷争夺澳门的战争中，黑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来自非洲的黑人甚至成了葡萄牙驻澳门军队的主力。

黑人给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忠勇善战。明人史籍中记载黑人“善斗”，战斗力很强，冲锋陷阵，在所不辞；清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奏陈澳门情况时也说，此间有“番哨三百余人”，皆以黑人充当，“终年训练，无间寒暑”。

黑人洋枪部队成为郑成功的贴身卫队

虽然黑人在澳门等地的社会中担当了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许多黑人不满遭受奴役的现状，加之明朝边疆将领的召唤，许多黑人纷纷逃出虎口，寻找新的生活。1647年，从澳门逃跑的黑人已超过200人，其中很多逃到了南明势力控制区，他们明确表示不愿再为葡萄牙人干活，愿意为南明皇帝工作。当时，东南沿海一带许多地方势力的军队中，都有黑人士兵。郑成功的父亲、当时威震东南沿海的商人武装领袖郑芝龙手下就有一支由黑人组成的军队。

据史籍记载，南明隆武帝依附郑芝龙，在福州称帝。在郑芝龙手下有一支由300名不同民族黑人组成的部队。这些黑人都是基督徒，对郑氏父子忠心耿耿，深得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两人的信任。根据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的记录，这些黑人多是咖吠哩人，据推断，他们可能是南部非洲的班图人。这些黑人作战英勇，为郑氏集团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贡献。

在郑芝龙的军队中，还有由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部队。与他们相比，黑人部队军饷虽低，但更加忠实可靠，并且“猛过白番鬼”。不仅如此，郑成功军中的黑人还擅长铸造和使用火枪，为郑氏军队提供了武器和后勤保障。西方人撰写的《在华方济各会会志》中曾写道：“这些士兵是郑芝龙从澳门和其他地方弄来的”，“他们的头领叫路易斯·德·玛托斯，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黑人”。郑芝龙“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有自己的连队，是优秀的铳手（火枪手）。他（郑芝龙）最信任他们，用他们护身、充兵役”。

有一次，黑人通宵达旦地庆祝耶稣升天节。黎明时鸣号放枪，巨大的声响令郑芝龙吃了一惊，还以为遭到敌人进攻。得知原因后，郑芝龙不但没有惩罚他们，还下令赏赐酒水、糕点，并赐银作为白天继续庆祝的费用。郑芝龙对手下如此之宽容，难怪会有那么多的黑奴前来投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黑人士兵逐渐能够听懂汉语，但仅“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

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黑人精锐部队，在郑芝龙降清后继续为郑成功服务。其中，有一支由黑人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部队，成为了郑成功的贴身卫队。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黑人部队在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与清军浴血奋战。不仅如此，这支黑人部队还参加了收复台湾的战役，为中国的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

黑人士兵成功劝降部分侵台荷军

1661年阴历3月，郑成功率2.5万大军、战船数百艘，出兵收复台湾。在攻克澎湖列岛后，郑成功趁荷兰殖民军疏于防守之机，率大军在台湾南部的禾寮港顺利登陆，并全歼荷兰守军。接着，郑军击败荷兰援军，进而围困荷军主力于赤嵌城和台湾城。

在围城同时，郑成功在台湾岛内施行安抚政策，下屯垦令解决军需，严肃军纪，惩办违法官兵。他还到高山族同胞居住区察访、慰问，赢得了民心。在郑军未到的鸡笼（今基隆）、淡水等地，台湾同胞自发拿起武器驱逐荷军。

收复台湾之时，郑成功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战法，在优势兵力的打击下，对被围困或战败的敌军，开展政治攻势，如战场喊话、送书信、发文告，利用投降的官兵做劝降工作等，起到分化瓦解敌军的作用。郑成功派手下的黑人士兵同荷军中的“乌番兵”（黑人士兵）进行联络，策动他们投降。这些“乌番兵”属于奴隶士兵，平时备受荷兰殖民者欺凌。在郑成功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不少“乌番兵”出城投降，加入了郑成功的部队。

很快，赤嵌荷军宣布投降。台湾城内的荷军也众叛亲离，渐渐无法支撑，但他们仍不肯投降，企图等待援军来解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下令对荷兰殖民者发动总攻，一举攻下了台湾城外重要据点乌德勒支堡。龟缩在台湾城内的荷兰守军残余仅剩600余人，由于伤残、饥饿和患病，几乎丧失了战斗力。此时又传来援军无法抵达的消息，在双重打击之下，荷兰人不得不献城投降。1662年2月1日，荷兰殖民者头子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被荷兰侵占达38年之久的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郑军在围歼荷军时，得到了黑人士兵的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役，也因此带有了解放“黑奴”的色彩。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对这些黑人的最后归宿缺乏了解，只知道在郑经（郑成功之子）统治台湾期间，有支黑人军队曾作为宫中卫队及仆役用。作为长期忠诚服务的报答，一些中国妇女曾被许配给黑人战士，为他们生儿育女。这些勇敢的战士最后终老于这块他们曾为之浴血战斗的异国土地。★

（摘自《环球时报》2006年03月15日星期三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