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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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年7月，英国政府派遣的外交使团，抵达天津大沽口，从而拉开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正式交往的序幕。这个庞大的使团共有700余人，他们于1792年9月，分乘五艘大型舰船，从朴茨茅斯港起锚，绕道好望角，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第二年的夏天到达了中国。英国政府对这次出使非常重视；使团首脑马戛尔尼勋爵是位著名的外交官，曾任驻沙皇俄国公使、加勒比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使团人员犹如皇家学会成员，其中有外交官、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军官和士兵。使团携带的礼品则是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的结晶：其中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英国使团的目的，是想利用前来给清朝乾隆皇帝祝寿的机会，和清朝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拓展英国的对华贸易。使团在天津登陆以后，经过多次交涉，马戛尔尼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但清朝安排的短暂会见并未给马戛尔尼提供说话的机会。会见结束后，在清廷的要求之下，使团匆匆离开中国，无功而还。
　　
　　在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以前，中、西之间并没有外交关系，西方在中国没有使节，中国在西方也没有使节。地理上的隔绝在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在传统中国人的眼中，中国乃是“天朝帝国”，一统天下；本土周围的蛮夷小国，都是中国的属国；只是他们形同牲畜，只知图利，不知礼仪人伦，天朝羁縻之而已；只要他们尊崇天朝，天朝可以给些利处，任其自生自灭就是了。如果他们胆敢藐视天朝，那就要将其剿灭。对蛮夷剿抚并用，长久以来都是天朝的国策。满清统治者本属蛮夷，但与西方人接触之后，便以中华正统自居。在满清朝廷看来，英使来华，虽然是给天朝进贡；但特使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已有桀骜不逊之意；不治其罪，已是法外开恩；英使若想再提其他要求，岂非痴心妄想？至于机器、贸易，大清并不需要，“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语）。
　　
　　不过，如果说清朝皇帝妄自尊大，那也完全不合实情。其实，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居世界首位，这时英国还没法和清朝相比，虽然英国已经是西方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不过，当时的英国一个世纪前已经发生了光荣革命，从而成为一个近代立宪国家。个人自由的扩展，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相继发生，社会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当时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此时的清朝则还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虽然经济总量很大，但比之于新的工业文明，无疑正在走向没落。和满清朝廷类似，英国人也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但在与清朝的贸易中，英国却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这很让英国人耿耿于怀。英国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丝绸，但对中国的出口却微乎其微。特别是，英国商人到了清朝犹如进了监狱：外国人只能在广州经商，而且只能和清朝指定的十三个商家（十三行）来往。外国人在十三行不得外出，不能接触十三行以外的中国人，不能坐轿，不能学说中国话，不能带女眷来广州，不准在广州过夏和过冬，有事只能通过十三行转禀。十三行行总和穷凶极恶的官吏对商人们随意敲榨勒索以中饱私囊；每批货物该交多少关税，也由官吏们随口说定。英国方面认为，中英贸易不畅，皆因中国官吏（特别是海关官吏）贪赃枉法而致，因此英国政府必须和中国政府直接沟通，敦促中国政府改革吏治。另外，英国政府还认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落后的帝国，使团携带的先进的科学仪器、兵器和工业机器，必能满足中国方面的迫切需要，因而会有助于使团任务的完成。但是马戛尔尼不愿如奴隶般地伏在满清皇帝的脚下，清朝方面现在也还没有人认识到英国人这些“坚船利炮”的价值，使团当然是劳而无功。
　　
　　1816年，英国再派阿士美德率团来华，然而英使仍不愿向清朝皇帝跪拜，故他们刚到北京便被驱逐出境。相比于阿士美德使团，马戛尔尼使团可谓幸运，可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仍愤愤不平：“我们象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象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象是盗贼”（[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第八十一章）。在使团成员们看来，清朝人愚昧、麻木、贫穷、妄自尊大， “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停滞的帝国》第二十四章）。此后，在一些英国人看来，对于这个不可以理喻的老大帝国，必须以武力加以教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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